常见海事海商案件具体问题分析
来源 : 广州海事法院      2017-01-05打印

       【提要】本文节选自广州海事法院2016年7月发布的《广州海事法院审判情况通报(2015年)》(海事审判白皮书),广州海事法院对几类典型的争议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些问题及建议在司法实践中极具参考意义,完整版请点击下方查看原文查看。

       【目录】

       一、立案登记制下当事人起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的问题

(二)起诉请求撤销财产保全裁定的问题

(三)当事人提起不属于法院管辖案件的问题

       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中的问题和建议

(一)承运人应规范记录装载货物的基本情况

(二)托运人或收货人起诉时应准确选择合同相对方

(三)当事人行使索赔权应注意诉讼时效期间的特别规定

       三、货物运输中承运人免责的问题与建议

(一)“封仓交接”条款的效力问题

(二)货损货差自负条款的效力问题

(三)承运人援引免责条款抗辩时应注意的问题

       四、海上保险代位求偿的问题与建议

(一)保险人代位求偿的范围问题

(二)被保险人处分赔偿请求权的效力问题

(三)协议约定由被保险人保留索赔权的效力问题

       五、航运贷款融资中的问题与建议

(一)船舶抵押借款案件的管辖问题

(二)逾期罚息是否计算复利的问题

(三)船舶作为抵押物的特殊法律风险问题

       六、当事人提起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的问题和建议

(一)渔民如何举证证明捕捞损失等收入损失

(二)海事局如何举证证明清污费用

(三)渔业生物资源的损失鉴定

       七、海事行政机关被诉行政行为的问题和建议

(一)行政机关在船舶登记中的审查义务问题

(二)海事行政处罚合法性的证明问题

(三)海事行政处罚法律依据的正确引用问题

       【正文】

       一、立案登记制下当事人起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的问题

       A公司称其与B公司签订了《船舶修理承包合同》,约定A公司将船舶修理工程发包给B公司。工程完工后,A公司向B公司支付了工程款,同时双方签订了《工程结算协议》,确认工程结算款支付完毕、双方已不存在任何争议。后B公司拒不承认该结算协议,并向A公司索要280万元。其间B公司曾就该船舶修理合同提起诉讼,后申请撤诉。A公司因此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结算协议合法有效。法院立案登记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认定A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不是对法律关系或身份关系的确认,裁定不予受理。

       法院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其理由是:第一,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与诉请相关的争议。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民事争议,无争议则无诉讼必要。判断当事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要件,首先要确认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事纠纷。根据原告陈述,A、B公司均已按工程承包合同履行了各自义务,并在履行完毕后签订了《工程结算协议》,原被告之间对该协议并不存在争议。第二,在确认之诉中,提请法院确认的虚当是法律关系或法律规定的特定法律事实。A公司并非要求确认船舶修理合同法律关系,而是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工程结算协议》有效,这既不属于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有效,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有待确认的特定法律事实。因此,原被告间并无权利义务争议,A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构成其所称的确认之诉。

       立案登记制对起诉材料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问题均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A公司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增强《工程结算协议》的证明力,以便未来可能面临诉讼时提高胜诉几率。对处于类似情况的民事主体,我们建议,在双方协议签订之时或之后,通过公证、律师见证等方式,增强相关证据的证明力;与合同相对方加强沟通,或通过行业协会组织协调等方式,提前化解矛盾。

       (二)起诉请求撤销财产保全裁定的问题

       在一起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案中,法院依法作出诉讼保全裁定,查封了油罐等涉案货物。嗣后,案外人A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称该批货物的所有权属A公司,且A公司曾在保全裁定作出后向法院提出了财产保全复议申请,但被驳回,故起诉请求法院撤销诉讼保全民事裁定书,解除涉案货物的查封。法院立案登记后,经审查认为其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亦不符合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裁定不予受理。

       在本案中,A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案件受理的法定条件,其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对生效财产保全裁定提出的异议。《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A公司的诉讼请求并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且法院已经驳回其财产保全复议申请,可见,A公司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范围。另外,A公司的诉讼请求也不构成执行异议之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须在执行过程中,但涉案财产保全的裁定是在一审诉讼阶段作出,并非在案件执行阶段,故不能构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在实行立案登记制后,立案法官仅对诉讼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原告必须确认相关纠纷是否由受案法院管辖,否则可能导致起诉不被受理或被驳回。我们建议,原告提起诉讼时,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先行判断所涉纠纷是否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如自己无法判断,则应借助法律援助渠道或聘请律师协助判断,也可预先咨询立案法官。

       (三)当事人提起不属于法院管辖案件的问题

       在一起航次租船合同案件中,A公司与B公司签订《租船确认书》,约定:租船纠纷与共同海损分摊纠纷提交香港仲裁,适用英国法律。A公司起诉,请求法院判令B公司支付货款和违约金共计150石美元。立案法官向A公司授权代理人进行了充分的法律释明,再三说明该案应依照双方《租船确认书》的约定提交仲裁,但A公司仍执意起诉。法院在立案登记后,依法裁定不予受理。

       这是一起明显不属法院管辖但当事人漠视立案法官指引而增加诉累的典型案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也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已经约定仲裁条款,且不存在仲裁条款无效的情形,则应当依法提请仲裁。若执意起诉,法院只能依法裁定不予受理。立案登记制改革旨在保障当事人诉权,要求人民法院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但对于不属其受理范围的案件应裁定不予受理。我们建议,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应尽可能约定有利于己方的仲裁或者诉讼条款;在纠纷发生后,应当及时依照双方的约定,向相关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时,当事人应认真听取立案法官的指引和建议,否则,既浪费自身的时间与精力,也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中的问题和建议

       (一)承运人应规范记录装载货物的基本情况

       在一起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承运人A公司承运托运人B公司的一批玉米自广东某港至广西某港。玉米运抵目的港后,收货人发现玉米有霉变,拒收该批货物。托运人向收货人赔偿了全额货损,并及时折价销售霉变玉米,后向法院请求承运人负责赔偿货物损失。A公司辩称,在装货港装载时,该批玉米已发生霉变;且适逢小雨,托运人仍要求继续装载,后因雨势变大曾中断装载,雨停后又继续装载。因此,玉米霉变是因货物自身性质及托运人要求冒雨装载所致,承运人并无过错。法院认定,运单上并无货物装载时不良质量状况以及托运人要求冒雨装载等记载,故承运人的抗辩不成立,其应对玉米霉变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从本院受理的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来看,承运人与托运人一般不会签订书面合同,大多以口头方式达成合意后,由承运人按托运人指示到港口经营人处装载货物。承运人一般也不出具运单,而是由港口经营人出具一式多份的水路货物运单;承运人按托运人指示与港口经营人交接货物后,在该运单上载明实际装载的货物重量并加盖船章。一旦发生纠纷,如无其他诳据,则运单会成为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订立合同的唯一证据;如无相反证据,则运单上的载明事项即为确定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最终证据”。如果运单上没有记载货物质量以及装载天气等事项,则视为货物质量良好、天气良好。货物被运抵目的港时发生损坏的,承运人将可能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我们建议,从事沿海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在承运货物时,应尽可能与托运人签订书面合同,明确运输货物的重量、质量、装载时天气情况;如不能签订书面合同,则仍需在自己签发或港口经营人出具的运单上,对货物表面状况(如是否存在霉变等)、接收货物的重量、装载货物时的天气情况等进行记载;如在装载过程中,发生不适宜装载货物的情形且不能记载在运单时,应要求托运人或其代理人或者港口经营人对相关情况形成书面文件,并由相关方签名确认。通过前述方式,承运人妥善保留装载货物的相关证据,在面临托运人或收货人的索赔时,才能形成有效抗辩,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二)托运人或收货人起诉时应准确选择合同相对方

       在一起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C船舶由船舶所有人D挂靠在E公司名下经营,船舶证书上登记的船舶所有人为D,登记的船舶经营人为E。在该案中,托运人F公司通过第三人介绍与D口头联系,确定了装货港、卸货港、装载时间、装货玉米的重量、货物损耗率、运费费率。后D按F指示到港口经营人处提取了货物,并按约定时间运抵广西某港。装货耐,D在运单上加盖了船章。卸货时,部分玉米因水湿全损。F要求D处理未果;F向收货人赔偿了该部分全损玉米的价款后向E索赔。E辩称其虽系C船舶的登记经营人,但并非该案的合同相对方,未参与合同订立、履行,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F负有证明与E成立合同关系的证明责任。但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F的合同相对方是D,不是登记船舶经营人E。且F也无法证明E是该案所涉运输的实际承运人或者D的行为足以表见代理E,故支持了E的抗辩,判决驳回F的诉讼请求。

       船舶挂靠经营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中比较常见。在船舶登记上,被挂靠方一般会被登记为船舶经营人。2012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水路货物运输指导意见》)第8条明确规定,审理船舶挂靠经营合同仍需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船舶挂靠经营情形下,如果托运人或收货人提起合同索赔之诉,其负有证明与哪一方主体成立合同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而确定合同相对方最主要的证据是合同的订立(要约和承诺)以及履行的相关事实。只有在前述事实无法查清之时,运单上的船章以及船舶登记薄的登记才具有确定合同当事人的证明意义,船舶的登记经营人如果未实际参与运输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并不当然成为合同当事人。

       我们建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托运人或收货人在货物遭受损毁、灭失或短量等情形时,必须根据合同订立及履行等事实准确识别和确定合同当事人。具体而言,在合同订立阶段,要特别注意与己方达成运输合同的主体是实际控制经营船舶的船舶所有人,还是船舶的登记经菅人或是其他租赁船舶从事运输的主体。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尽量采用书面形式;对于口头达成或通过第三方达成的运输合同,要特别注意核实要约方或承诺方的身份。在交付或委托第三方交付货物时,也应注意核实接收货物主体的身份;如果确实无法确定合同相对方的身份,则提起诉讼时应考虑将挂靠船舶的所有人和经营人或光船承租人均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以避免因识别当事人错误带来的不必要利益损失。

       (三)当事人行使索赔权应注意诉讼时效期间的特别规定

       本院受理的一宗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收货人G在收到承运人H交付的货物14个月后,向本院提起货损索赔之诉。H除对货损金额提出异议外,还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称该案货物交付已超过一年,且G也未能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起诉应予驳回。另外一宗内河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承运人I将托运人J委托承运的货物交付给收货人18个月后,因J未向其支付运费,向本院提起运费索赔之诉。J对运费数额并无异议,但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辩称I对其起诉已经超过一年诉讼时效。法院经审理认为,前述两案中收货人G和承运人I提起索赔之诉时,均超过一年诉讼时效期间,且均无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情形,故判决驳回两者在各自案件中的诉讼请求。

       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法释[2001]18号)予以了明确。该司法解释规定:“托运人、收货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或者承运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要求赔偿请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水路货物运输指导意见》第13条明确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中断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相关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均需遵守前述规定。

       我们建议,无论是承运人索要运费,还是托运人或收货人索赔货损、货差,均应特别注意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特别诉讼时效期间规定,在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一年内及时提起诉讼,或者在诉讼时效期间内通过向对方提出要求、主张权利等方式及时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避免因疏忽大意导致超过一年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而丧失胜诉权,使自己合法的实体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三、货物运输中承运人免责的问题与建议

       (一)“封仓交接”条款的效力问题

       在一起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中,A公司作为承租人,向B公司租用船舶运载玉米从东北某港至广东某港,并向C保险公司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险。A公司与B公司在航次租船合同中约定:货物交接形式为封仓交接,货损货差与船方无关,货物水湿由船方负责;有关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界限,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海商法资讯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已于2016年5月30日被《交通运输部关于废止20件交通运输规章的决定》废止)的有关规定。货物抵达目的港后,在码头卸货的过程中,忽降大雨,值班船员未能及时关闭舱盖,造成货舱内的玉米被水淋湿,部分玉米发黑霉变。

       依据保险公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水湿玉米的损失金额超过110万元。C公司在赔付A公司货物损失之后,依据A公司出具的保险赔款收据和权益转让书,向B公司提起代位求偿之诉。在诉讼中,B公司以“封仓交接”条款主张免责。法院判决认为,合同约定货物交接方式为封仓交接,货损并未发生在出租人的责任期间内,B公司的免责抗辩成立,遂驳回C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属于沿海货物运输,依照我国法律规定,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因当事人在航次租船合同中明确约定其权利义务适用交通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故还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与《海商法》中承运人责任期间的强制性不同,在沿海和内河运输中,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应坚持约定优先的原则,只有当事人没有约定时,方可适用《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要求承运人对整个运输期间负责。本案中,航次租船合同约定“货物交接形式为封仓交接”,因此当事人约定优先于法律规定适用于本案。依据合同的文义解释规则,“封仓交接”应是指货物在装货港装上船后封闭舱盖运至卸货港后打开舱盖卸货前的期间。再结合航次租船合同关于“货损货差与船方无关,货物水湿由船方负责”的条款,以及本案货物由承租人A公司负责装卸的事实,可以认为“封仓交接”本质上是“封仓交付”,是出租人与收货人之间的货物交付行为。因此,当事人约定的“封仓交接”条款合法有效,交付后发生风险转移,货物损失发生在出租人的责任期间之外,B公司无须就交付后的货物损毁、灭失承担赔偿责任。

       我们建议,托运人应谨慎同承运人拟定“封仓交接”等类似的免责条款。“封仓交接”条款缩短了承运人和航次租船出租人的责任期间,对船方而言较为有利,但是对货方(即托运人、收货人)及航次租船承租人非常不利。货方在订立合同时,应谨慎评估法律风险,不要过于追求低运价而忽视背后的泫律陷阱,可以拒绝接受类似免责条款,以防止将来出现货损货差时无法向船方索赔。此外,货方在货物运输合同或航次租船合同中约定“封仓交接”且放弃就货损货差向船方索赔的,即使货方已投保货物财产险,保险人也可以拒绝赔付。这意味货方请求保险赔偿的目的也将落空,最终只能自担损失。

       (二)货损货差自负条款的效力问题

       在一起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托运人A公司与承运人B公司签订班轮运输协议,约定由A公司自行办理货物运输保险,如货物发生货损货差,由A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B公司不负赔偿责任;A公司若不购买保险,则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货损货差由其自负;双方争议按交通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办理。随后,A公司向B公司发出托运委托书,委托B公司将3个20英尺集装箱从江苏某港运至广东某港。涉案集装箱在启运港码头吊运的过程中发生跌落事故,造成箱内货物受损。A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B公司赔偿货物损失。法院判决认为,该货损货差自负条款有效,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

       A、B公司之间签订的班轮运输协议及托运委托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该“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A公司上诉答辩称,该货损货差自负条款违反了《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系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妇于无效。实际上,该条文是关于承运人对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当中并不涉及赔偿责任约定的效力及强制程度的判断,故不属于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此外,从运输协议及托运委托书的内容上看,并无关于B公司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A公司财产损失而仍可免于赔偿的表述,故本案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的免责条款无效情形。最后,运输协议及托运委托书为双方共同签署,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包括免责条款在内的各项条款由B公司单方预先拟订且未与A公司协商,故其并非格式条款,《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格式条款无效的规定亦不适用于本案情形。因此,该条款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受其约束。

       我们建议,托运人在与承运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时应谨慎从事,不要与承运人签订货损货差自负等类似免责条款。在沿海或内河货物运输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同时可以参照《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的有关规定,以合同自由和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托运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确放弃对承运人的货损货差索赔权,系对其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之后托运人再以该货损货差自负条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法院确认无效的,将得不到支持。托运人应加强法律风险控制和合同管理,在订立合同时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就合同内容把关,以避免或减少法律风险,防止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三)承运人援引免责条款抗辩时应注意的问题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承运人均通过援引免责条款而最终免除了赔偿责任。这两个案件均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沿海运输,适用《合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而非《海高法》,又因当事人的约定而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类似免责条款的合法性亦值得关注。依据《海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承运人对其责任期间的货物发生灭失或损坏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散货等非集装箱货物运输而言,承运人需就装后卸前发生的货损负责。该责任期间是承运人的最低责任期限,具有法定的强制性,不得通过当事人约定而缩短。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散货运输的“封仓交接”条款因违反《海商法》关于承运人责任期间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除《海商法》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承运人免责事由之外,承运人应对在责任期间内货物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货损货差自负条款完全免除了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的管货义务,违反了《海商法》第四十六条及第五十一条关于集装箱货物运输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归于无效。可见,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援引上述“封仓交接”及货损货差自负条款作免责抗辩,将得不到法院支持。

       承运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行为表明放弃免责条款时,不得再援引上述条款免责。在一起港口作业纠纷中,港口经营人与委托人签订港口作业合同,并约定按“原来、原转、原交”原则(以下简称“三原”条款)完成货物交付,货物损耗由委托人自行负责。港口经营人依据货物交接清单上的货物数量向委托人出具了卸货证明,其后又对货物进行了出场过磅计重,但计重数量少于卸货证明所载明的货物重量。委托人遂将港口经营人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货物短量的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认为,该卸货证明是港口经营人专司计量检测的部门作出的,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港口经营人对卸入及离开其库场的货物重量都进行了确认,其不得再以“三原”条款主张免责。在本案中,进出场计重且出具卸货证明的行为意味着港口经营人变更了货物交付的方式,即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三原”条款,之后不得再以此主张免责。由于在大宗散货运输中,承运人也通常援引“三原”条款主张其对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差免责,因而该案对承运人而言也具有较强的警示意义。

       承运人过度援引免责条款将可能损害自身的商业形象,并可能违反经济管理法规而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上述免责条款虽然免除或大幅降低了承运人的管货义务,但也极大地损害了承运人的商业形象。即使在沿海及内河运输中,承运人也不宜滥用免责条款,使其并不履行实质义务却仍然享有收取运费的权利,导致船货双方的利益失衡。承运人援引上述免责条款还可能违反有关市场规制方面的经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反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该法中的“商品”包括“营利性服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航运市场经营者不得有滥用优势地位,以歧视性价格或者其他限制性条件给交易对方造成损害以及其他损害交易对方或者国际海上运输市场秩序的行为。货损货差自负等免责条款属于承运人滥用其优势地位,附加的不合理交易条件,造成了相对方的财产损害(如使货方丧失了向保险人获取赔偿的权利),构成违反上述经济管理法规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四、海上保险代位求偿的问题与建议

       (一)保险人代位求偿的范围问题

       在一起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中,A保险公司承保的散货船B轮靠泊挖泥船C轮右舷协助其进行水下采砂作业,在作业过程中两轮发生碰撞,导致B轮沉没。事故发生时B轮的船舶价值为123万元,因打捞B轮产生打捞费26万元。碰撞发生后,两轮船东达成调解协议并签署了《水上交通事故民事纠纷调解协议书》,约定B轮对事故承担70%责任,C轮承担30%责任。之后,A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向B轮船东赔付了84.6万元保险赔款,并取得权益转让书。A公司将C轮船东诉至法院,要求C轮赔偿其损失36.9万元(即船舶全损价值123万元的30%)。C轮就损失金额提出抗辩。法院认为,A公司只能在其赔付金额范围(84.6万元)内取得代位求偿权,于是判决C轮赔偿25.38万元(即84.6万元的30%)。A公司表示服判息诉。

       《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海上保险的代位求偿制度,但未明确规定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对此明确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倮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这一规定将保险人代位求偿的范围限定在赔偿金额范围内,表明了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的基础在于其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款,保险人只有在支付保险赔偿后,才能取得代位求偿所对应的权利,而且这种支付应是实际支付。保险人超出代位求偿权的范围主张赔偿既损害了被保险人的诉权,也违背了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基础即法定债权转让。因为在债权让与中,债权关系的内容通常不作改变,受让人(保险人)不能取得优于前手(让与人即被保险人)的权利,因而保险人只能在已赔偿金额范围内向债务人请求赔偿。

       我们建议,保险人在行使代位求偿权时,应严格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主张权利。对于保险人超出代位求偿范围的诉讼请求,即使其主张是代替被保险入主张权利并承诺将多得部分返还给被保险人,也将得不到法院支持。被保险人在同保险人签订权益转让书时,也应将转让债权限定在赔偿金额范围;对于未获赔偿的部分,仍可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向责任人请求赔偿。上述案件中,被保险人即B轮船东遭受的损失为123万元,保险人仅赔付了84.6万元的损失,未获得保险赔偿的部分[(123-84.6)×30%=11.52万元],被保险人仍可以向C轮船东要求赔偿。

       (二)被保险人处分赔偿请求权的效力问题

       在一起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实际承运人A公司所属的船舶承运钢材从天津某港往广东某港,被保险人B公司(即契约承运人)就涉案货物向C保险公司投保国内水路运输保险综合险。在货物运抵目的港后,B公司发现部分货物被海水浸泡锈蚀受损。之后,B公司与货主达成赔偿协议,支付货损赔偿41.8万元。经C公司委托的保险公估公司评估,该票货物损失金额共计29万元。据此,C公司向B公司如数支付货损赔款。C公司随后提起代位求偿之诉,以A公司为被告,B公司为第三人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B公司在涉案货损事故发生后,保险理赔之前,已与A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约定由A公司赔偿其损失2万元,该款项从海运费中扣除,且放弃对A公司的索赔权利。法院认为C公司请求代位求偿的权利已经丧失,其向B公司支付的29万元构成不当得利,于是判决B公司向C公司返还29万元。

       《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虽然保险人此时尚不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但如果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赔偿权利,势必会影响将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严重损害保险人利益。同时,在此情形下,保险人受偿比例降低,保险人责任加大,相当于保险合同成立后被保险人的危险突然增大,对保险人而言有失公平。本案中,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理赔之前,与责任人A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放弃了对A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C公司可不承担赔偿责任。在C公司不知情且已赔付了保险金的情况下,其可以依据《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向B公司主张返还已支付的保险金29万元。

       我们建议,保险人应明晰不同情形下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二者赔偿请求权的法律后果,并尽量避免承保此类保险。保险合同签订前被保险人放弃的,在投保人如实告知后保险人同意承保的情形下,若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赔付保险金,但无权代位求偿;保险合同签订后被保险人放弃的,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的,若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后,亦无权代位求偿。此外,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不要与责任人达成放弃索赔权的协议,以防止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为依据《保险法》第六十一条,保险人将最终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此时,依据被保险人与责任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亦无法向责任人请求损害赔偿,被保险人获得赔偿的愿望将两头落空,最终得不到法律保护。

       (三)协议约定由被保险人保留索赔权的效力问题

       在一起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中,A公司所属的船舶“M”轮与B公司所属的“N”轮发生碰撞,导致“N”轮及其装载的C公司托运的钢板沉没。另案中,法院生效判决确定“N”轮对事故承担60%的责任,“M”轮对事故承担40%的责任。C公司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向D保险公司投保了本案货物运输保险综合险,保险金额为1069万元。保险事故发生后,D公司向C公司预付保险赔款450万元。双方在事后签订的《预付保险赔款协议书》中约定,由被保险人一方向责任人索赔全部损失,被保险人向责任人索赔的案件结案后,双方根据保险合同再进行赔款结算,最终按多退少补原则进行支付。之后,C公司将A公司、B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按比例承担其货款、运费、保费等损失,两被告抗辩称上述预付保险赔偿应从可得赔偿中扣除,且原告无权以其名义就该450万元索赔。法院剡决认为,C公司对其已获得450万元保险赔付所对应的损失不具有索赔的权利,应在损失中扣除。

       依据C、D公司之间签订的《预付保险赔款协议书》,该预先支付的450万元款项为预付保险赔款,“预付”是定语,性质还是“保险赔款”。《保险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先行赔付制度,C、D公司之间关于“预付保险赔款”的约定符合该制度的基本特征。本案中,当事人对涉案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责任的成立等并无异议,而仅因为货物具体损失金额无法确定,C公司在收到责任方应付的赔款之后进行结算、实行多退少补,表明该款项属于实际支付,不存在D公司于日后收回的可能。在缺乏证据证明C、D公司之间除履行保险赔付责任外,尚存在其他合理、合法的商业安排的情况下,宜认定这450万元为保险赔款,C公司关于其为预付款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依照《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一款、《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自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时起,相应的索赔权即转移至保险人,D公司可代位C公司行使索赔权利,要求A、B公司予以赔偿。此种索赔权转移为法定的债权转移,C、D公司之间关于由被保险人行使索赔权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不予支持。

       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约定预付保险赔款的情形并不鲜见。保险人利用被保险人急于获取资金的心理,预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赔款给被保险人,并由被保险人自行向责任人索赔。这一做法虽降低了自身一时的商业风险和资金占用率,但违反了我国法律关于先行支付及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相关规定,将得不到法律保护。我们建议,保险人不得利用其优势地位与被保险人拟定类似的索赔权保留条款,而应积极履行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赔付责任,并在已赔付的保险赔款范围内积极行使代位求偿权,向责任人求偿以挽回损失。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也应尽快收集相关证据,积极督促保险人履行赔付义务,依法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五、航运贷款融资中的问题与建议

       (一)船舶抵押借款案件的管辖问题

       在一起金融借款合同案件中,贷款人A银行与借款人B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A向B发放1200万元贷款,贷款用途为造船,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的担保按最高额抵押合同执行;对于相关争议,双方选择向A银行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同日,借款人B作为抵押人与A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物为M船,对于相关争议,双方选择向A银行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解决。此外,B还请求自然人C、D、E为其120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保证人C、D、E与债权人A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记载,三位保证人愿意为B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相关争议选择向A银行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借款合同期间届满,借款人B逾期不偿还借款本息,A银行遂将借款人B、保证人C、D、E诉至法院。被告C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海事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本案应裁定移送地方法院审理。法院裁定,驳回被告C的管辖权异议。

       本案包括三个法律关系,即借款合同关系、船舶抵押合同关系和保证合同关系。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A银行与B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有关合同争议向A银行所茌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该协议管辖条款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依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以船舶为抵押物的借款合同纠纷,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A银行的住所地处于G海事法院所辖地域范围内,A银行在G法院就借款合同纠纷提起诉讼,符合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G法院对涉案借款合同纠纷具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15项有关“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件”规定,船舶抵押合同纠纷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又因A与B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有效,G法院对涉案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亦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A银行同时就借款合同纠纷和保证合同纠纷合并提起起诉,因G法院对涉案借款合同纠纷具有管辖权,故对保证合同也具有管辖权。因此,被告C的异议不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在船舶抵押借款纠纷中,当事人经常以借款合同纠纷不属于海事法院管辖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以此为由拖延诉讼进程,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诉累。然而,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无论是船舶抵押合同纠纷,还是借款合同纠纷本身都属于海事法院的收案范围,当事人据此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将不被采纳。我们建议,船舶抵押借款纠纷的当事人应谨慎行使手中的诉讼权利,不轻易提出管辖权异议;其诉讼代理人也虚正确提供诉讼指引,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诉累。

       (二)逾期罚息是否计算复利的问题

       在一起船舶抵押借款合同纠纷中,A银行与B航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B向A借款700万元,借款期限3年,月利率为5.4‰;B若不按约定偿还到期贷款本金,A有权自逾期之日起按约定利率加收50%作为罚息利率,计收逾期利息;B在贷款期限内不能按期支付利息,应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仍未支付的利息,应按前述约定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同日,A银行与B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B公司以其所有的两艘船舶为700万元借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在A银行依约向B公司发放700万元贷款后,B公司因经营情况恶化,无法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A银行到法院起诉,要求B公司偿还本金214万元,欠付利息、罚息29317.37元,复利218.67元。B公司抗辩认为其未恶意拖欠借款本息,罚息不应计算复利。法院认为B公司的抗辩合理,判决对逾期罚息不再计收复利。

       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是否包括逾期罚息?从文义上看,上述规定区分了利息、逾期罚息、复利三个概念,不能解释出“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包括逾期罚息。逾期罚息本质上属于惩罚性违约金,已经起到了制裁违约方、补偿守约方的作用,在罚息利率的基础上再计收复利是双重处罚,与合同法的立法精神相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卡透支利息可否计算复利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银行《信用卡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对透支利率的规定已含有惩罚性质,所以信用卡透支利息不应当再计算复利。参照该批复的精神,对同样具有惩罚性质的逾期利息也不应再计算复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机构借贷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也规定“逾期罚息不再计收复息”。因此,复利的计算基数应为正常利息即合同期内的应付利息,而不包括逾期罚息。

       在船舶抵押借款交易中,金融机构为降低自身的借贷风险、提高相对方的违约成本,通常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对利息计收复利。借贷双方在合同中对复利进行了约定的情况下,对于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计收的复利,法院一般予以支持以作违约制裁;而对于逾期贷款仅支持按照罚息利率计收罚息,不支持按照罚息利率再计收复利。对此,我们建议借贷双方应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进行资金融通行为,对利息、逾期罚息、复利的约定应当符合我国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及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规定,自觉遵守和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三)船舶作为抵押物的特殊法律风险问题

       近年来,我院审理了数宗大额诉讼标的的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件。例如2013年,我院审理的某银行与某航运公司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涉案标的就达6亿元人民币。由于近年来航运市场不景气,航运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明显下降,一些中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或破产边缘,在贷款期限届满后无法偿还全部本息,其资产无法全部满足银行、船员、港口经营人等债权人的受偿请求。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往往要求债务人以其所有的船舶作为抵押担保,认为此举就足以降低其放贷风险,进而疏忽了对信贷风险的监控,导致巨额贷款到期无法收回。2012隼,我院审理的某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作为债务人的某民营船公司破产,我院拍卖了其所有的27艘船舶,船舶成交价款在支付拍卖费用和船舶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后,已所剩无几,金融机构的债权受偿率较低。一些金融机构近年来在船舶抵押借款业务中遭受了较大损失,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未充分认识到船舶作为抵押物的特殊法律风险,而将其作为一般抵押物进行管理。具体而言,一是未意识到船舶的流动性所引发的法律风险。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在船舶抵押关系中,抵押权人(金融机构)并不占有船舶,抵押人(船公司)占有船舶并负责船舶的实际运营。船舶的流动性导致抵押权人无法及时准确掌握船舶的营运状态,而船舶的四处流动又将产生一系列新的债务,如船员工资、海上人身损害、港口规费等,这些新增债务附着于船舶之上,进而增加了金融机构的受偿风险。二是船舶价值通常被严重高估。在设定船舶抵押权时,抵押人为获取高额贷款,有意虚高船舶价值,而参与评估的资产评估公司通常又缺乏船舶评估的专业方法与资质,单纯采用重置成本加折旧等评估方式,导致船舶价值在抵押权设立之日就被高估。之后,金融机构又忽略了船舶与其他设备的区别,以传统的计算方法计提折旧,导致对船舶的资产减值所作的会计处理与船舶的实际价值严重背离,导致船舶的剩余价值被再次高估。三是未充分认识到船舶优先权、船舶留置权的潜在影响。如《海商法》第二十一条至第三十条规定了船舶优先权制度,船舶优先权担保的债权优先于船舶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受偿。由于船舶优先权具有秘密性,船舶在运营中新增的债务始终附随于船舶之上,优先于船舶抵抑权受偿。2014年,我院审理的以某航运公司为被告的案件,就有434名船员对其船上工资主张船舶优先权,申请进行债权登记和确权诉讼。这导致船舶拍卖价款在偿付司法拍卖费用、船舶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之后,无法全部偿付金融机构的债权。我们建议,金融机构在进行船舶抵押贷款融资时,应正确评估船舶作为抵押物的特殊法律风险,加强对其信贷资产的风险管理。在设定船舶抵押权时,金融机构应当实地查验船舶的基本情况,将与船舶入级、检验等相关的技术资料作为贷款发放的审核要点,选择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采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合理确定船舶价值,引导债务人提供足额担保,合理确定授信额度和放贷比例。在船舶抵押权设立之后,也应加强对船舶经营状态的持续监控,要求债务人随时报告船舶的经营情况,并通过船讯网和船舶识别号及时查询船舶动态信息,在新增债务超过一定数额或比率后,及时要求对方追加担保,通过新增抵押物或提供保证人等方式降低风险。在船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贷款存在难以收回之虞时,可通过行使不安抗辩权保护自身权益,在对方不能提供担保时解除合同,提前收回贷款本息。

       六、当事人提起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的问题和建议

       (一)渔民如何举证证明捕捞损失等收入损失

       近年我院受理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主要有:渔民请求捕捞损失、养殖损失等收入损失和有形财产损失,海事局请求清污费用,海洋与渔业局代表国家索赔渔业资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恢复费用等。而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我们发现由于证据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欠缺,导致相关主体的诉讼请求无法获得支持。

       在多起因船上燃油泄漏导致附近海域污染的案件中,所在作业海域受到污染的渔民请求漏油船舶所有人赔偿其捕捞船的捕捞损失以及交通船、收鲜船、养殖船的停产损失。渔民为证明上述损失提供了船舶所有权证书、捕捞许可证、捕捞辅助船许可证以及损失证明表格。其中,损失证明表格由渔民所属的村民委员会制作、镇政府审核,该表格记载了船名、船舶功率、日平均捕捞产量收入、日平均成本支出、日平均净收入、停产期间、捕捞损失总计等项目,并注明日平均捕捞产量收入与日平均成本支出,为事故发生前三年同期该渔船生产经营日平均捕捞产量及日平均成本支出额。该表格的数据由渔民自报,并经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后,按渔民的自报数取平均数确定。虽然渔民捉供的上述损失证明表格在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要求,但表格中的数据都是由渔民自报并取平均数而得来,没有证据证明村民委员会和镇政府如何客观确定和审核上述数据,因此,该损失证明表格明显缺乏客观证据和事实佐证,法院无法根据该表格认定渔民主张的停产收入损失。鉴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受损害人主张因其财产受污染或者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收入损失,应以其前三年同期平均净收入扣减受损期间的实际净收入计算,并适当考虑影响收入的其他相关因素予以合理确定。按照前款规定无法认定收入损失的,可以参考政府部门的相关统计数据和信息,或者同区域同类生产经营者的同期平均收入合理认定”,我们建议,渔民应对渔船每月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做好记录;有关渔业行政管理部门、统计部门应对在不同海域作业的不同种类、功率的渔船的日平均捕捞产量收入、日平均成本支出、日平均净收入等渔船生产经营的数据做好统计工作,并定期发布统计数据,为渔民主张合法权益提供数据支持。

       (二)海事局如何举证证明清污费用

       海事局负有处理船舶污染事故的职责,油污事故发生后,为防止油污损害扩大,海事局会派出其所有的船舶并组织具有清污能力的公司和个人开展清污工作。在海事局请求清污费用的案件中,泄漏油船的所有人一般会以清污时间过长、其不清楚海事局与清污公司或个人签订的合同为由,提出清污费用数额过高的抗辩,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需对清污费用的合理性依法进行审查。我们建议,海事局在委托清污公司或个人进行清污工作时,尽职审查清污船舶所属公司或个人提出的船舶租金的数额;在开始清污前,通知泄漏油船的所有人到清污现场;在清污过程中,做好证据保全工作,例如,清污船舶租赁合同、购买清污工具的收据和发票均可以证明清污实际发生的费用,而船舶的航海日志、现场照片或录像可以证明清污持续的时间。同时,泄漏油船的所有人应积极参与清污工作的各环节,包括主动参与到海事局与清污公司签订合同的活动中、全程监督海事局与各清污公司的实际清污工作等。

       (三)渔业生物资源的损失鉴定

       油污泄漏必然导致海洋生态受到损害,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依法有权代表国家向漏油船舶所有人索赔破坏海洋生态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由于污染范围、污染程度和赔偿金额均依赖于损失鉴定,损失鉴定报告就成为责任方抗辩的重点。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一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鉴定报告有异议时,可以申请作出鉴定报告的鉴定人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同时,根据该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还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关于损失数额的评估。《渔业污柒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GB/T21678-2008)规定在计算渔业资源的经济损失时,应考虑天然渔业资源的恢复费用,原则上不低于直接经济损失额的3倍。在审判实务中,多数鉴定报告在估算天然渔业资源损失时,以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乘以3倍算出损失金额,我院在《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规定》出台前是予以支持的。但是,该规定出台后,其第十七条对环境损害的赔偿作出了明确规定:“船舶油污事故造成环境损害时,对环境损害的赔偿应限于已实际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的合理修复措施的费用。恢复措施的费用包括合理的监测、评估、研究费用”。据此,我们建议,鉴定报告中关于天然渔业资源的恢复费用,应具体列出已实际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的合理修复措施的费用,以利于相关权利主体在诉讼中能有效运用评估鉴定意见证明其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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