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到1998年1月间，一场由狙击泰铢引爆的金融危机席卷了亚洲各国，其中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所受冲击最大。
       危机之前，他们曾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速高达5%-9%。但到1998年1月，他们的股市市值蒸发超过70%，本地货币兑美元贬值接近或超过50%。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加上资本市场崩塌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在1998年出现大幅萎缩。
       现在，这场危机已经过去20年，这些曾经受到重创的亚洲经济体外债减少、经常账户出现盈余、外汇储备增加，经济增长稳定，他们已经能够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和金融压力。
       尽管如此，导致当时危机产生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这或为下一场可能到来的危机埋下隐患。

外债减少
       目前，大部分曾遭遇危机的亚洲国家都已采取措施减少外债，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元大幅升值导致偿债成本上升，他们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2015年，泰国外债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由1996年的63.3%下降到35.2%，印尼从58.3%下降到37%，菲律宾由51.1%下降到22%。不过，马拉西亚外债比重却从41.3%上升到66.3%，韩国也从24%上升至26%。
20年前，由于亚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同时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再加上亚洲国家开放资本市场，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亚洲市场，其中大部分是短期的外国银行贷款。
       在出口恶化、本币贬值的情况下，严重依赖出口的亚洲国家公司因无力偿还外债而纷纷破产，而这些国家的政府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条件苛刻的救助。

经常账户现盈余
       亚洲国家的经常账户目前变得更加强大。除印尼外，多年来大部分国家的经常账户处于盈余状态。经常账户衡量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利息、红利等金融资本的流动，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状况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外汇储备增加
       过去20年间，大部分亚洲国家逐渐积累了强大的外汇储备。目前，亚洲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一半多，这使得他们偿还外债，以及在必要时支撑本国货币的余地更大。
       韩国的外汇储备从1996年的332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85亿美元，泰国从387亿美元增加到1840亿美元，印尼从183亿美元增加到1250亿美元，菲律宾从118亿美元增加到821亿美元，马来西亚从270亿美元增加到980亿美元。
       1996年，亚洲的外汇储备仅有不到1万亿美元，外会储备不足导致这些国家的央行在本地货币受到索罗斯等投资者抛售时，没有足够的“弹药”来抵御本币贬值。

汇率制度更灵活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或实行固定汇率，或对汇率实施严格控制。为了维护本地货币汇率，这些国家的央行当时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外汇储备。他们最终被迫选择了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比如，泰国放弃了泰铢与美元挂钩。
       虽然浮动汇率也存在问题，但在外汇储备增加、外债得到更好的管理后，亚洲经济体受浮动汇率的损害更小，尤其是在货币贬值导致通胀上升和增加外债成本方面。
       同样，向更加灵活的汇率体制转变帮助他们更加有效地应对国内外经济周期。这样一来，该地区能更好地承受国际资本市场急剧逆转导致的贸易和商业突然中止。
       分析师预计，到2018年底，印尼盾、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将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货币。

经济增长恢复
       目前，这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乐观。过去20年里，发展中的亚洲经济体年增速达到6.8%。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发布的2017年春季《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7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经济将微幅加速，泰国经济将从2016年底旅游业和消费的暂时下滑中恢复。2017年，印尼经济增速预期将达到5.1%，马来西亚预期增长4.5%，菲律宾预期增长6.8%。
结
构性弱点犹存
       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在危机后加强对金融部门监管、对工商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并采取了更加稳健的措施来进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但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研究员格伦维尔（Stephen Grenville）撰文称，这些国家没有进行更加根本性的改革，而这正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弱点。
       首先，尽管IMF的救助措施被指有弊端，但这些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更正。当年许多人认为IMF的危机处理不当，尤其在救助印尼时，其中包括，IMF的救助规模太小，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过于紧缩，货币政策在利用高利率稳定新的汇率机制方面无效、却加重了工商企业负担，关闭破产银行时没有保护储户，从而导致对其他健康的银行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国家的央行和政策制定者尽管意识到了上述错误，但他们在危机后却没有进行彻底改革。以印尼为例，该国继续实施其保守的预算政策，依然没有限制资本流动，也没有引入贸易限制措施来影响其经常账户，而金融部门也通过新的机构和工具继续深化。
       更严重的是，导致1997年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包括过分依赖外国资本、本身就脆弱的银行业暴露在极大的外部风险中、汇率机制面临困境。
       而这些结构上的弱点之所以没有得到彻底改革是因为，IMF在危机后时期仍在推行开放的资本市场，放松金融监管的呼声也一直不绝于耳，这导致危机国家没有机会制定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因此，尽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经常账户改善，但导致危机的基本经济框架却没有发生变化。

依然面临风险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指出，东南亚国家目前仍面临一些风险。
       风险之一是，在全球实施10年超宽松货币政策期间，这些国家主要以本币计价的家庭和企业负债上升，这对其金融系统构成风险。
       目前，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私有部门债务对GDP比重接近、或高于1997年金融危机时期，这使得金融系统对宏观经济状况，尤其是失业率和实际利率的变化极为敏感。
       另外一个风险是，该地区严重依赖中国。中国已经成为大部分亚洲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就像20年前日本经济增长放缓一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成为该地区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随着记忆退去，金融部门、资本流动和汇率的脆弱被遗忘——直到下一场危机到来。”格伦维尔说。